约公元前2300年—公元400年
书吏、译语官与经文
最早的译者是书吏和边境官员:埃卜拉的词典编纂者、埃及的"译员总管",以及古代每一个帝国都需要的双语行政人员。经文翻译则把赌注抬高了一个量级——《七十士译本》给了讲希腊语的犹太人自己的圣经,也给这门行当留下了七十二位学者的创业传说;而公元前196年刻成的三语罗塞塔石碑,本为让三类读者都能读懂同一道诏令,后来却成了跨越文字系统搬运意义的象征本身。
翻译是最古老的识字职业之一,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也是影响最深远的职业之一:帝国的谈判、宗教的传播、科学的迁移,速度恰恰取决于译者能以多快的速度搬运它们。欧洲在十二世纪重新发现的希腊医学之所以得以留存,是因为九世纪的巴格达如同对待王公一样厚待译者;宗教改革靠白话《圣经》推行;现代国家至今若没有这门行当,连一份条约都签不成。
四千年间变化的从来不是任务本身——用不同的词再说一遍同样的意思——而是被翻译的对象、被允许从事翻译的人,以及译错的代价。一条被误译的条约条款如今仍在新西兰的法庭上被反复争讼;而一句被误译的《圣经》经文,足以让十六世纪的译者被活活烧死。
Where it began
约公元前2300年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
今叙利亚境内埃卜拉城的王宫档案,保存了已知最古老的双语词典:泥板上列出苏美尔语词汇及其埃卜拉语对应词,约编纂于公元前2300年,供必须同时处理两种语言的书吏使用。同一时期,埃及也将口译一面职业化——旧王国时期驻守努比亚边境象岛的王子们,世袭"译员总管"之衔,商队首领哈尔胡夫墓中的铭文更表明,精通边境对面的语言足以撑起一整段仕途。
Timeline
约公元前2300年埃卜拉的双语词表
埃卜拉的书吏在泥板上编成苏美尔语—埃卜拉语词汇表——这是现存最古老的双语词典,编写目的是服务实际工作的译者,而非学者。类似的词表随后传遍美索不达米亚,那里的行政事务本就习惯以不止一种语言进行。
约公元前250年亚历山大的《七十士译本》
托勒密治下亚历山大城的犹太学者开始把希伯来语《圣经》译成希腊文。后来的《阿里斯提亚书信》为这项工程添上了传奇色彩——七十二位译者,每支派六人,应托勒密二世之请而工作——由此得名"七十子"译本,也为翻译这门行当留下了第一则创业神话。
公元382—405年哲罗姆翻译《武加大译本》
382年,教皇达马苏一世委托哲罗姆整顿混乱的拉丁文圣经,他向犹太学者学习希伯来语,并选择直接译自希伯来原文,而非当时惯用的希腊文《七十士译本》——这一颇具争议的决定他辩护了数十年。他的拉丁文《圣经》此后成为西方标准圣经长达一千余年,他本人也成了译者的主保圣人。
约850年巴格达的侯奈因·伊本·伊斯哈格
在阿拨斯王朝翻译运动的鼎盛时期,聂斯脱里派基督徒医生侯奈因·伊本·伊斯哈格将盖伦约一百部著作译成叙利亚文和阿拉伯文;他在翻译前会先比对多份希腊文抄本——这是超前数百年、尚无其名的文本校勘法。后世传记作者称,哈里发曾以译文等重的黄金作为酬劳。
约1140—1187年克雷莫纳的杰拉德在托莱多
一位意大利学者为寻找当时尚无拉丁文译本的托勒密《天文学大成》,来到刚被收复的托莱多,并从此定居于此。与当地阿拉伯语者合作,杰拉德将七十余部天文学、医学与数学著作从阿拉伯文译成拉丁文,令托莱多成为希腊与阿拉伯科学重新流入欧洲的通道。
1522年路德十一周译成的《新约》
马丁·路德藏身瓦尔特堡、化名隐居期间,用大约十一周时间将整部《新约》从希腊文译成德文。"九月圣经"甫一面世即告售罄,路德坚持要"听家中的母亲、街上的孩童、市场里的普通人怎么说话",他这种朴实的口语化德文,帮助确立了现代德语的标准。
1840年《怀唐伊条约》的两个版本
传教士亨利·威廉姆斯与其子爱德华在2月4日至5日一夜之间,将英国与毛利酋长订立的条约译成毛利语。他们把"主权"(sovereignty)译作"kāwanatanga"(治理权),同时又保证酋长拥有"tino rangatiratanga"(完全的酋长权)——这一译法使两份文本承诺了不同的东西,新西兰的法院与怀唐伊法庭至今仍在处理这一翻译鸿沟。
1945—1946年纽伦堡发明同声传译厢
以英、法、俄、德四种语言同时进行的纽伦堡审判,在译员莱昂·多斯泰尔主持下采用了IBM的耳机同传系统——这是史上首次大规模应用。审判使四语法庭成为可能,也奠定了现代会议口译这一笔译职业的"口语兄弟"行当的基础。
1954年乔治城—IBM实验
1954年1月7日,在纽约,一台IBM 701仅凭250个词汇和六条语法规则,将六十多个俄语句子译成英语。研究者当时预言机器翻译将在三到五年内攻克;而1966年的ALPAC报告发现进展寥寥,反而令美国的相关经费遭削减长达一代人。
2016年神经网络机器翻译走向主流
谷歌于2016年11月将Translate切换为神经网络系统,主要语言对的错误率一夜之间大幅下降;科隆创业公司DeepL于2017年跟进。短短几年间,机器译文成为大量商业翻译的原材料,"译后编辑"也进入这一行业的标准词汇和报价单。
The eras
400—1200年
信仰在语言之间流转
在长达八个世纪的时间里,地球上规模最大的翻译工程都与宗教有关。哲罗姆的《武加大译本》确立了拉丁文圣经的定本;自401年起,龟兹僧人鸠摩罗什在长安主持一个据称雇用数百人的国立译经机构,译出的《法华经》《金刚经》等中文版本至今仍被诵读;阿拔斯王朝巴格达的智慧宫则不惜重金,把希腊的医学、数学与哲学搬运进阿拉伯文——这正是它们得以留存至今的通道。
1100—1600年
托莱多、印刷术与白话圣经
托莱多的译者把阿拉伯学问转化为拉丁文,滋养了欧洲的大学;仅克雷莫纳的杰拉德一人就贡献了七十余部科学著作。印刷术随后使翻译既更具影响力,也更加危险:白话圣经打破了拉丁文对经文的垄断,路德的德文塑造了一门语言,威廉·廷代尔的英文《新约》被藏在布匹中偷运回国,他本人也在1536年为此付出生命,人文主义印刷商艾蒂安·多莱则因在柏拉图译文中添了三个词,于1546年在巴黎被烧死。
1600—1945年
帝国、译语官与世界文学
近代早期的外交靠职业语言人才维系:奥斯曼帝国的译语官——自1661年起常出自法纳尔希腊人家族——负责谈判条约,甚至能升任治理行省;而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则把与西方的一切接触都过滤经由长崎那批世袭的荷兰语译员。与此同时,翻译也在构筑"世界文学":到十九世纪,常常匿名、常常是女性的译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把俄、法、德语小说搬运到欧洲各地,往往连自己的名字都上不了扉页。
1945年至今
专业机构与机器
战后秩序把这门行当制度化了:联合国和欧盟建立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翻译机构,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1953年在巴黎成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6年的《内罗毕建议书》呼吁各国将译者视为作者对待。此后工具接踵而至——始于1984年斯图加特Trados公司的翻译记忆软件,2016年之后的统计与神经网络机器翻译——把这份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变成了校订机器初稿,也把市场劈成了大宗与高端两块。
What this job replaced
Neighbouring trades that no longer exist — absorbed, automated or regulated away.
崇高之门译语官
约1454—1923年奥斯曼帝国把与欧洲的外交事务外包给一支官方译员兼外交官组成的队伍,即译语官(dragoman)。自1661年起,大译语官一职——先由帕纳约蒂斯·尼库西斯出任,后由亚历山大·马夫罗科尔达托斯接任——几乎成了法纳尔希腊人家族的专属职位,他们把语言能力兑换成实际权力,负责谈判条约,最终还能治理奥斯曼的行省。这一角色随帝国本身一同消亡,取而代之的是由自己会说本国语言的职业外交官所组成的外交部。
阿兰陀通词(长崎荷兰语译员)
约1641—1859年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闭关锁国后,与欧洲往来的每一句话都要经过长崎一个世袭的日本荷兰语译员行会——到十八世纪,这已是一个逾百个职位父子相传的官僚体系。他们同时也是日本了解西方科学的唯一渠道,以"兰学"运动之名翻译医学与技术书籍。日本开国及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改用英语,在短短一代人时间里就抹去了这门行当。
拉丁文秘书
约1500—1700年代近代早期的欧洲各国以拉丁文通信,宫廷因此都雇有一位领薪学者负责起草和翻译。英格兰国务会议在1649年任命诗人约翰·弥尔顿为"外文秘书",由他撰写共和国的拉丁文往来函件,后由安德鲁·马维尔协助,直至王政复辟。随着法语、继而各国白话在十八世纪取代拉丁文成为外交语言,这一职位在欧洲各地悄然消失。
贯穿四千年的规律是:每当一个文明意识到自己缺少另一个文明所拥有的东西,翻译便会兴盛——巴格达的希腊医学、托莱多的阿拉伯科学、明治日本的西方技术,乃至今日互联网上无处不在的一切。译者本人往往只在赌注可见时才被人记住:一部圣经、一份条约、一场审判。
机器时代并未打破这一规律,反而将其工业化了。如今每天被翻译的文字量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世纪,其中大多数出自软件之手,而人类这份职业则恰恰集中在它一贯所在的地方:那些译错了会付出代价的文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