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译员 · 在语言之间搬运意义的职业——从《七十士译本》、哲罗姆的《武加大译本》到托莱多、纽伦堡的同传厢与机器翻译时代。
从一个本就以隐形为设计初衷的职业中挑出八个名字,意味着要挑出那些例外——那些工作影响之深远,以至于历史违背自身习惯而记下了他们名字的译者。而在下面每一位背后,都有成千上万同样出色的同行留下了完美无瑕的译作,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尤其是在口述传统之中、在殖民地那些只有一方掌握记录权的地方。
这八位跨越十七个世纪、七个国家,通往顶峰的路径也各不相同:一次教皇的委托、一次非法越境、一个塔巴斯科的奴隶市场、一座埋首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书稿之中的伦敦花园。他们的共同点在于杠杆效应——每个人所搬运的意义之大、或利害之重,都足以让接收一方的世界从此彻底改变。
Matthias Stom · Public domain
382年,教皇达马苏一世委托哲罗姆整顿混乱的拉丁文圣经,他向犹太学者学习希伯来语,并选择译自希伯来原文而非惯用的希腊文本。他的《武加大译本》在西方作为标准圣经沿用了一千多年,他本人也成为译者的主保圣人。
哲罗姆的用词选择曾引发骚乱。当今利比亚境内欧亚城的主教读到哲罗姆新译本中的《约拿书》时,发现为先知遮荫的那株神奇植物,已从人们熟悉的葫芦变成了常春藤——会众为此哗然,迫使主教收回言论。奥古斯丁在一封信中记述了这场骚动,警告哲罗姆不要扰乱教会;哲罗姆则针锋相对地为自己的希伯来语学识辩护。围绕一个植物名称的争执,在这两位未来的圣徒之间持续了多年。
“每一个翻译选择都是公开的:改动一个熟悉的词,就要准备好为它辩护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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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时讹误百出的中文佛经译本不满,僧人玄奘在629年不顾唐朝禁令西行,徒步前往印度,在那烂陀寺求学多年。他于645年携657部经卷归国,余生十九年主持国立译经机构,译出75部、共1335卷经文,其精确程度为后世树立了标准。
在西行途中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时,玄奘不慎失手打翻水囊,数日滴水未进,险些丧命,幸得坐骑寻到一处泉水才转危为安。十六年后,当年颁布禁令的那位皇帝,却把归来的玄奘作为民族英雄迎入长安,资助他的译经机构,并屡次(未能成功)劝他还俗出任大臣。九个世纪之后,他的这段旅程化作小说《西游记》,把这位译者重新塑造成了传奇。
“无论多远都要追到源头——翻译的权威,始于所能获得的最好底本。”
Joannitius · Public domain
阿拔斯王朝翻译运动中最伟大的译者,这位聂斯脱里派基督徒医生将盖伦约一百部著作译成叙利亚文和阿拉伯文。他的方法——翻译前先比对多份希腊文抄本——是超前数百年的文本校勘法,许多希腊医学著作正是靠他这一学派的译本才得以流传至今。
哈里发穆塔瓦基勒为考验这位新任御医,曾命侯奈因为一名政敌配制毒药,先许以重金,遭拒后又将他囚禁近一年。被押回并以死相逼后,侯奈因依然拒绝,回答说他的信仰和职业都不允许他行害人之事。哈里发深感满意,任命他为自己的私人医生——传记作者伊本·艾比·乌赛比亚记下了这个故事,连同那则译文按重量付以等重黄金的传说。
“译者全部的资本就是信任——对已确立的文本的信任,以及对拒绝腐化文本之人的信任。”
McCrie, Charles Greig, 1836-1910 Bèze, Théodore de, 1519-1605 · Public domain
在英格兰被拒绝授权翻译圣经后,廷代尔选择流亡海外完成这项工作:他1526年译出的《新约》,是首部直接译自希腊原文的英译本,被藏在布匹中偷运回国。他1536年在布鲁塞尔附近被勒死焚尸,却依然是赢家——一项文本分析认为,钦定本《新约》中约83%的措辞出自他手。
伦敦主教卡思伯特·滕斯托尔决意买下廷代尔偷运入境的《新约》,在圣保罗十字架下将其焚毁。据爱德华·霍尔的编年史记载,促成这笔交易的商人奥古斯丁·帕金顿实际上暗中为廷代尔效力——主教的钱不但还清了廷代尔的债务,还资助了他修订后的第二版。"主教得到了书,帕金顿得到了感谢,廷代尔得到了钱。"资金到位后,新版本比第一版更快地涌入英格兰。
“只要译文足够重要,连销毁它的行动最终都可能反过来资助下一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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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纳瓦贵族女子被卖为奴,于1519年在塔巴斯科被献给科尔特斯,她能说纳瓦特尔语和尤卡坦玛雅语,又迅速学会西班牙语,成为西班牙征服行动中不可或缺的口译员与谈判者。编年史作者贝尔纳尔·迪亚斯多次提及她的功劳;墨西哥西班牙语至今仍保留着以她命名的词——"malinchismo"(崇洋媚外)。
据贝尔纳尔·迪亚斯记载,1519年在乔卢拉,一位当地贵妇——以为西班牙人已在劫难逃——劝马林钦自寻活路、嫁给自己的儿子,不慎透露了一场伏击计划的细节。马林钦套出了全部计划并报告给科尔特斯,后者先发制人;随后发生的屠杀,至今仍是这次征服中最黑暗、争议最大的一幕。纳瓦人的记述后来甚至开始把科尔特斯本人称作"马林钦"——译者的名字盖过了将军。
“掌控房间里话语权的人,有时比名义上的指挥官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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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内特约三十岁时自学俄语,此后四十年间译出71卷作品——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屠格涅夫、果戈里——实质上把俄国文学引入了英语世界。康拉德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十分敬重她;纳博科夫则厌恶她的"磨平"风格;但无论如何,英语读者正是通过她认识了俄国。
D. H. 劳伦斯记得曾看她在花园里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她译完一页就扔到脚边渐渐堆到膝盖高的一摞纸上,头也不抬地接着译下一页。这速度是真实的——代价也同样真实:她几乎把视力累到失明;后来约瑟夫·布罗茨基等评论家抱怨说,英语读者分不清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两人在英语中说的都是"加内特腔"。她曾于1894年造访俄国,乘雪橇往返于救济饥荒的站点之间,还曾与托尔斯泰本人会面。
“仅凭持续的产量就能塑造一个世纪的品味——也能引发一个世纪关于忠实度的争论。”
这位曾在格林尼治受训的中国海军军官,以翻译回应了中国1895年甲午战败的耻辱:他先译出赫胥黎的《天演论》(1898年),继而译出亚当·斯密、密尔和孟德斯鸠的著作,并把它们译成典雅的古文。他在译序中提出的"信、达、雅"三字标准,至今仍是每一位中国翻译学生入门必学的第一条准则。
他的《天演论》不只是翻译了达尔文主义——更为它命了名。严复对"natural selection"(物竞)和"survival of the fittest"(天择、适者生存)的译法,成了那一代急于图强的改革者们挂在嘴边的口号;年轻的鲁迅回忆自己曾如饥似渴地读这本书;后来成为白话文学之父的胡适,更是从严复"适者生存"这一译语中,给自己取名为"适"。放眼各国翻译史,能亲眼看着自己的译词变成他人姓名的译者寥寥无几。
“一次翻译足以命名一代人赖以思考的观念——所以要像它们会比你活得更久那样去选词。”
这位二战密码破译员后来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把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一代的作品带入英语世界:科塔萨尔的《跳房子》为他赢得1967年首届美国国家图书奖翻译奖,加西亚·马尔克斯为等他有空翻译《百年孤独》足足等了三年——之后还称赞英译本比自己的西班牙语原著更好。
拉巴萨翻译《百年孤独》时并未先通读全书,而是边读边译、一气呵成——他后来在回忆录《若此为叛逆》中辩称,反正翻译第一句话时,你面对的本就是一次"第一次阅读"。曾有人问他,他的西班牙语是否足以胜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他给出了这一行业最喜爱的一句回答:真正该问的是,他的英语是否够好。
“译者首先是作家:稀缺的资源是目标语言,而不是源语言。”
柱状图以本榜单第一名为基准。
Toggle names on and off — every bar rescales to the leader of your selection.
马林钦是这份名单中争议最大的人物:墨西哥传统长期把她塑造成叛徒的原型——"malinchismo"至今仍指崇洋媚外——而现代历史学家和奇卡纳女性主义作家则重新解读她:一个靠才能求生的被奴役少女,在现代意义上根本没有一个可供她背叛的"国家"。她究竟该不该被列入职业译者名单,抑或已经超越了这一范畴,至今仍是墨西哥争论不休的话题。
康斯坦丝·加内特在此名单中的排名,足以在任何斯拉夫语系系里引发争论:纳博科夫说她译的果戈里"干瘪平淡",布罗茨基则指责她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磨成了同一种爱德华时代的腔调;然而若没有她那七十一卷译作,或许根本不会有后来那些纠正她的重译本所面对的英语读者群。这种规模的速度,究竟是功还是过,是这一行业历时最久的质量争论。
更深层的偏见是结构性的:这份名单偏向那些留下书面记录、被奉为经典的传统中的译者,因为其接收文化保留了档案。丝绸之路上的口译者、殖民相遇中的非洲与美洲中间人,以及无数曾为出版商匿名翻译的女性,都没有留下署名可供排名——这份缺席,与其说说明了谁做了这份工作,不如说说明了谁书写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