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好古者——钱币、铭文、特许状与遗址的收藏者，威廉·卡姆登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自1586年起以《不列颠尼亚》一书逐郡考察英格兰——是近代早期欧洲历史证据的主要来源。十九世纪瓦解了这一身份：他们的手稿归入国家档案馆，他们的发掘变成了考古学，他们的文献学变成了大学里的史料考订学，这位博学的业余爱好者，就此被三种各自独立的领薪职业所取代。
好古者已不复存在。这里整理是什么消灭了它，以及哪个职业接手了那份工作。
1400年–1800年
文献学、好古者与启蒙哲人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把文献本身变成了战场——瓦拉在1440年揭穿伪造的《君士坦丁献土诏书》，证明拉丁文风格本身就能为一份文本定年、并令其信誉扫地——与此同时，好古者们收集起后世学术赖以立足的钱币、铭文与特许状。启蒙运动随后把历史变成了一场关于文明的论辩：伏尔泰把历史的范围拓展到风俗与商业，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1789）则把博学的脚注，与足以令人手不释卷的文笔融为一体，至今仍有人为消遣而阅读。
当时还发生了什么
1824年
兰克开创档案研究这一行
利奥波德·冯·兰克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附录中细致剖析了此前史家所借用、却并不可靠的史料，并宣称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展现过去“真正如其所是的样子”。1825年他获聘至柏林，其以档案为基础的研讨班，成为整个现代史学专业赖以传承的培养模式。
1929年
年鉴学派拓宽了研究对象
在斯特拉斯堡，马克·布洛赫与吕西安·费弗尔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杂志，把历史学家的目光从帝王与战争，转向了物价、收成、地貌以及普通人的精神世界。他们提出的纲领——历史学是研究处于时间之中的人的科学——重塑了各大洲的这门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