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家、哲学家与法学家
两千年里,经济学写作寄生在其他学科之中。希腊哲学家将其视为伦理学,罗马和中国的行政官员将其视为治国之道,中世纪经院学者将其视为神学——托马斯·阿奎那曾争辩何为公正价格、放贷取息是否为罪。最深刻的分析来自伊斯兰世界:伊本·赫勒敦1377年的《历史绪论》把分工、人口、价格和税收联系成某种堪称一套增长与衰落理论的东西,比欧洲的尝试早了几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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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方向共享这个头衔:从事研究和教学的学者,中央银行、部委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类机构里的政策经济学家,以及银行、咨询公司和科技企业里的私营部门经济学家。日常工作在各处大同小异——清洗数据、估计模型、写作,并向必须据此行动的人解释结果。
法律上不需要——这个头衔在任何地方都不受保护。实际上,大学、中央银行和国际机构的研究岗位几乎只招博士,而部委、商业银行和咨询公司在硕士层级招人,英国的政府经济服务部门甚至直接从本科毕业生中招聘。博士学位是研究这条路的准入证,而非整个行业的门票。
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2023年美国的薪资中位数约为11.5万美元,美联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高于这个数字,大型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年薪则可达五十万美元以上。在世界其他地方,名义薪资要低得多:印度或巴西的政府经济学家做同样的工作,收入只是美国数字的一小部分。
严格来说没有——它是瑞典央行1968年设立、以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命名的“瑞典中央银行经济科学奖”,首次颁发于1969年,比原本的诺贝尔奖晚了六十八年。它在同一场斯德哥尔摩典礼上颁发,奖金也相同,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人,包括经济学家自己,都直接称它为诺贝尔奖。
2008年11月,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访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正是这样问的。英国国家学术院给出的书面答复把责任归结为“众多聪明人集体想象力的失败”:标准的宏观经济模型根本没有把金融体系纳入考量。这一事件迫使银行与信贷重新回到主流模型之中,这场重建至今仍在进行。
金融分析师为具体的公司和证券估值,以指导投资决策,通常通过CFA项目获得资质认证。经济学家研究的是整个系统如何运作——通货膨胀、就业、贸易、贫困——并对其提出因果性的问题。二者的训练也因此不同:分析师学会计和估值,经济学家学计量经济学和建模,通常通过硕士或博士完成。
经济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却是一份年轻的职业。人们认真书写价格、税收、货币和贸易的历史已超过两千年——在雅典,在孔雀王朝的印度,在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但没有人以经济学家的身份谋生。如今被奉为奠基者的思想家,实际上是把经济学当作副业的哲学家、公务员、股票经纪人和神职人员。
这个行业本身是分两波建立起来的:十九世纪末,各大学为这门新兴学科设立了讲席、期刊和学会;二十世纪中叶,大萧条与战争让各国政府相信自己需要一支永久的经济学家队伍来测量并驾驭国民经济。如今这份工作中几乎所有可辨认的东西——模型、数据、预测——都源自那第二波浪潮。
色诺芬约公元前362年在雅典写成的《家政论》,是一篇关于庄园管理的苏格拉底式对话——正是oikonomia这个词的字面含义,为这门学科取了名——而亚里士多德则区分了家庭供给与追逐财富本身这门可疑技艺“货殖术”。几乎在同一时期,印度的《政事论》——一部与孔雀王朝大臣考底利耶相关的治国手册——以行政上的细致规定了税收、关税、工资和价格管制。两种传统都把经济问题当作伦理与治理的分支,而非一门独立学科——这种框架延续了此后两千年。
这位雅典的士兵兼历史学家写下一篇关于庄园管理的对话,其标题源自oikos(家宅)和nomos(法则),最终成为整个学科的名字。它把耕作、管家的培训以及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分工,都当作同一个良好管理问题的延伸来处理。
这位生于突尼斯的历史学家兼法官完成了自己那部通史的导论,以欧洲此后数百年都未能企及的严谨程度,分析了分工、王朝的兴衰,以及过度征税那种自我挫败的算术。阿瑟·拉弗后来承认,以他命名的税收曲线,其思想先驱正是伊本·赫勒敦。
亚当·斯密于1776年3月9日在伦敦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全书以一家针厂开篇——十名工人通过分工每天制出数以万计的针——论证自利驱动、在竞争下进行的交换,而非黄金储备或国家管控,才是一个国家财富的来源。第一版在六个月内售罄。
从伦敦股票经纪人转型为理论家的大卫·李嘉图出版《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用英国布料与葡萄牙葡萄酒的双国例子,证明即便一国在所有产品上都更高效,贸易仍能让双方获益。两个世纪后,比较优势仍是这个行业支持自由贸易的标准论据。
曼彻斯特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和维也纳的卡尔·门格尔各自独立出版著作,将价值奠基于边际效用——下一单位的价值——洛桑的莱昂·瓦尔拉斯则于1874年完成了这三人组。以边际为思考单位,成为这个学科的标志性习惯,也是它通向微积分的桥梁。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作为长达四十年的主流教材,普及了供需图,也让“经济学”一词取代了“政治经济学”。随着美国经济学会1885年成立,新的期刊和教职不断增加,经济学从一位绅士的业余爱好变成了一份职业。
在大规模失业的背景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主张经济体可能陷入长期萧条,只有政府支出才能将其拉出。这本书创立了宏观经济学这一领域,并在十年之内,为各国政府创造了对经济学家的持续需求。
1944年7月,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团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的华盛顿山酒店会晤,设计战后货币秩序。首席谈判代表——代表英国的凯恩斯、代表美国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都是经济学家,他们创立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为这个行业最大的两个雇主。
瑞典央行设立瑞典中央银行经济科学奖,以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1969年首次颁发给挪威的拉格纳·弗里希和荷兰的扬·丁伯根,表彰他们发展了计量经济学——即用模型拟合数据。这个奖项标志着这一学科战后从散文转向数学的转型正式确立。
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因用随机对照试验对抗贫困——像医学检验药物一样检验政策——而获奖。迪弗洛当时46岁,是该奖历史上最年轻的得主,也仅是第二位女性得主,她体现了让经济学成为一门实验科学的一代人。
两千年里,经济学写作寄生在其他学科之中。希腊哲学家将其视为伦理学,罗马和中国的行政官员将其视为治国之道,中世纪经院学者将其视为神学——托马斯·阿奎那曾争辩何为公正价格、放贷取息是否为罪。最深刻的分析来自伊斯兰世界:伊本·赫勒敦1377年的《历史绪论》把分工、人口、价格和税收联系成某种堪称一套增长与衰落理论的东西,比欧洲的尝试早了几个世纪。
随着民族国家和远洋贸易的成长,商人和皇室顾问一篇又一篇小册子地敦促追求贸易顺差和积累金银——这套松散的学说后来被称为重商主义。真正持久的方法论飞跃来自威廉·配第,这位医生曾勘察被征服的爱尔兰,在1670年代发明了“政治算术”:从壁炉税记录和埋葬登记中估算英格兰的人口、收入和财富。在法国,围绕皇家御医弗朗索瓦·魁奈的重农学派——其1758年的《经济表》追踪了阶级之间流转的收入——成为第一个有自觉意识的经济学派。
斯密的《国富论》给了这门学科一部奠基文本,此后一个世纪英国政治经济学一直占据主导:李嘉图论贸易与地租,马尔萨斯论人口,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48年集大成的《原理》,以及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里写下的异议式批判。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是公开的、论战性的、技术门槛不高,足以让议员们互相争论——争议之大,以至于托马斯·卡莱尔在1849年一篇攻击政治经济学家反对以市场应支配劳动为由主张废除奴隶制的文章中,给它贴上了“沉闷科学”的标签。
马歇尔1890年的《原理》、新设立的大学院系和学会,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了经济学——一门有考试、有期刊、有职业生涯的学科。大萧条随后给了它一项使命:凯恩斯1936年的《通论》为各国政府同时提供了解释和药方,二战则让经济学家投身于配给物资、规划生产以及发明国民收入核算——西蒙·库兹涅茨1934年为美国国会打造的GDP框架,成为战争年代的一件安静武器,也成了和平年代人们最喜爱的数字。
保罗·萨缪尔森的数学重塑了理论,考尔斯委员会的计量经济学重塑了证据,计算机则让二者都实现了工业化规模。经济学家为战后各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独立的中央银行——配备了人手,他们的预测能左右市场走向。经历了1970年代滞胀和2008年危机的两次打击,这个行业变得高度实证化:自然实验、行政大数据和随机试验如今比宏大理论更受推崇,很大一部分新科博士流向的不是大学教职,而是中央银行和科技公司。
已不存在的邻近职业——被吸收、自动化或法规抹去。
威廉·配第的追随者们从壁炉税记录、埋葬登记和贸易账本中估算国民人口、收入和应税财富,成为一门专门的行当——格雷戈里·金1696年关于英格兰社会阶层的表格,被人引用了一个世纪之久。这门手艺没有留下继承的头衔:它的估算工作被政府统计部门吸收,它的政策抱负则被政治经济学吸收,第一批人口普查局开设之时,这个名字就已经被遗忘了。
在电子计算机出现之前,统计和经济计算靠的是成排的职员——常常是女性——用手和机械计算器,一遍遍演算指数、生命表和国民账户。早期计量经济学正是靠他们的劳动运转:瓦西里·列昂季耶夫对美国经济的投入产出表,需要经年累月有组织的人工计算。电子计算机在到来后大约十年内,就抹去了这个职业。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在莫斯科雇用了数以千计的经济学家和工程师,通过“物资平衡表”——把每一种投入与每一种用途在成千上万种产品间匹配起来的庞大手工账本——为整个经济体设定产量目标和价格。这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经济规划者集结,随着苏联1991年12月解体,这个行业几乎一夜之间消失。
这段历史的弧线,是从没有数据的建议者,走向建议能左右市场的数据处理者。每一代人的工具——配第的教区登记册、库兹涅茨的国民账户、考尔斯委员会的回归分析,如今的行政微观数据——都重新定义了一位经济学家能够可信地宣称自己知道什么。
自色诺芬以来没有变的,是那个底层问题的形状:资源稀缺,欲望竞争,而总有人被要求提前说出,某个选择将付出什么代价。每个时代都重建了工具箱;没有一个时代退休了这个问题。
不限同一领域,六项评分最接近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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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AI 66